《送報伕》的書寫及影像改編策略

文 / 陳韻文

《送報伕》發行於2015年，由王小棣監製、鄭文堂改編楊逵在1932-1934年發表的同名原著小說和擔任導演，是文化部出品「閱讀時光—台灣文學劇場」系列影片的其中一部。該系列將台灣作家的小說影像化，以20分鐘戲劇加上5分鐘訪談紀錄片的方式呈現。本片的文學顧問為李金蓮、梅家玲和吳密察，受訪者為陪伴楊逵晚年生活的孫女暨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楊翠。

楊逵的〈送報伕〉揉合自身在日本工讀的經驗以及台灣的蔗農事件，通過主角楊君的經驗和視角，反映出一九三○年代台、日兩地勞動者被剝削的事實。該作最初在賴和擔任主編的臺灣新民報發表，但僅刊出前半篇，後來全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是台灣作家首次進入日本文壇的作品。

原作包含十七個段落，以楊君第一人稱描述現實境遇和懷鄉憶往，不僅細膩敘寫他個人的經驗感受，也通過他所目睹或聽聞家鄉發生的事件，日本所見的生活場景，為讀者立體勾勒出彼時社會的共相與殊相。像是描寫製糖公司收購農地為家鄉的近親故舊帶來心理上和經濟上的衝擊，失去土地的自耕農失業遠走，造成鄉的離散；或是述及日本國內不景氣，全國失業者達三百萬，謀職不易，以致背負業績壓力的同事自墊報費、偽造訂單，其他新進人員同樣被要求轉任推銷和遭到惡意解雇。這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社會學式的視野，將楊君的個人經驗，上升成為勞動階級的集體議題。

於此同時，楊逵並沒有將主角限定在「被殖民勞動者」的悲慘形象，反而為他的性格注入樂觀和積極性。讀者看到工作經歷和母親的兩次來信為楊君帶來思維與情感的擾動，但不多久他便又轉念振作精神，奮力向前。楊君之外的其他人物亦非單薄扁平。我們認識到擔任保正的楊父受鄉民所重、但知勢不可為，在公開抗命後遭到摑掌、關押和施暴，復因土地被迫賤賣而抑鬱以終；楊母正直堅強，既與擔任巡查捕卻仗勢欺人的長子斷絕關係，又寧願抱病與三個年幼的孩子清貧度日，成就次子赴日工讀的夢想，甚至在選擇自我了結生命前，仍不忘叮囑楊君「拯救在苦難中的家鄉人」；田中和楊君之間的友誼，則是通過他帶路送報、代墊餐費、主動借款不求歸還、贈予足袋、移轉業績和引介具有組織和運動經驗的伊藤等一次次的義行層層遞進的。

甚且，楊逵通過不同的人物或情境，表現階級壓迫者、勞動者和良善他者所具有的多元面貌和集體性—農地收購會議中的壓迫結構，是由製糖公司代表、鄉警察分所主任、巡查和鄉長共同組成；逆境求生的勞動者，表現於被剝奪土地、工作和家園的台灣自耕農，窩居狹小半樓、過著原始生活的送報伕，以及搭乘清晨頭班電車剛下工或準備上工的人們；被楊君認定為「日本人裡面的好人」還包含木賃宿的老板、接受推銷的同情訂戶、伊藤和為他送行的其他日本友人；另有在台灣家鄉的叔父代為養育幼弟和轉達母親遺願。

相較於小說能夠自由地來回推移時間，經營人物或事件的細節與層次，鄭文堂在受訪時表示編導本片富於挑戰。他以四個關鍵的場景進行文本的濃縮與改編，分別是：楊君台灣家鄉抗爭場景與日本人的惡，在日工作時資方的惡與田中的照顧，收到母親來信時的內心掙扎，以及送報伕們最後抗爭成功。實際開拍時，除了演員的年紀和日語能力必須合於情境所需，場景還得表現出1930年代的質感和氛圍，以及積雪深厚、雪花紛飛的畫面，劇組因此遠赴北海道開拓村拍攝。（註１）

全片從雪地中的派報所展開。我們看到募集送報伕的告示在風中飄動，引來一位身形和衣著都單薄的青年，他搓手呼氣，抖落肩頭的雪花，開門入內應徵，自我介紹從台灣來、姓楊，急切地想要得到工作。老闆提醒他閱讀牆上告示，只見他才讀到第三條須繳交十圓保證金的規定，便因為身上只剩六圓而頓挫。老闆狀似同情地錄用他，要他加倍認真工作，台灣青年楊君自此成為異鄉日本的送報伕。因為這份工作，他認識了穿著學生服的同事田中，住進擁擠寒冷難以成眠的宿舍，睡不安穩之際，當年在故鄉，父親因為表態拒絕農地收購而被日本警察痛毆、身負重傷的往事入夢。

送報伕們清晨三點就得起床，用凍僵的雙手將每六張報紙折成一份，然後到冷風刺臉、積雪深厚的白茫茫街道派送。派報所並未供餐，工作完的送報伕必須自掏腰包找食堂解飢，這讓楊君的處境更形窘迫，幸得田中解囊襄助。不多久，老闆要楊君轉任招募新戶的職務。但在雪花紛飛、萬門閉戶的時節，楊君即使加長工時，也難換得理想的推銷成果，終於被老闆以沒收保證金和微薄的四圓二十五錢薪資解雇，趕出派報所。

楊君來到謀職前租用的木賃宿，不意收到母親寄來的掛號信和錢。他飛奔與田中相會，想在回台灣探望重病的母親前還清借款。兩人對談間，楊君思及父親已經不在，母親要他等到成功再還鄉，不禁啜泣。此時，田中並非給予感性的安慰，而是理性的分析勞動者受到剝削的遭遇是不分國別的，唯有團結才能改變命運。接著，我們看到送報伕們衝進報社和老闆的辦公室，屋外的招募告示和室內的勞動規定都被摘除，老闆在眾人包圍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風。

可以發現，鄭文堂大幅刪減小說中的時間、空間、人物和事件的複雜性或多元性，讓戲劇集中在楊君的經驗和心理狀態，數度通過主角孤行於霧白雪地的畫面，召喚觀眾對於他的同情和理解。由於採取寫實主義客觀的視角，使得許多小說中以楊君第一人稱敘事交代的背景資訊和細微的心理變化，只能藉由插入字卡或特寫演員表情的方式處理。於是，觀眾並不知道楊君為何來到日本，他到派報所應徵前，累積了多少謀職失敗的經驗，身上如何僅剩六圓；不會想到東京早晨映著朝陽的招牌和發亮的馬路，大清早頭班電車上的勞動者群像，都曾是鼓舞楊君奮起的支持力量；也可能因為沒看到派報所老闆由褒到貶的嘴臉變化，好好先生鄉長在農地收購會議上與日人通同一氣，誤以為階級壓迫者的惡都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這是依「先小說、後影片」的閱聽順序所提出的看法。倘若回到影片意在鼓勵閱讀，說不定未盡現文本全貌反而能誘使初識此作的觀眾找來原典一探究竟。若此，楊翠在影片最後的導讀與當代詮釋，以及鄭文堂配以抗議大埔圈地和大觀社區迫遷，訴求土地正義與居住正義的街頭運動影像，必然有助於觀眾打開閱讀作品時的敏感度，留心〈送報伕〉的書寫策略和宏觀題旨，體認到作品關心的是社會結構所造成的複數、集體的經驗，寓含著楊逵跨越族群藩籬、連結和凝聚反抗精神的信念價值。甚且，借道本片，洞察階級壓迫在當代社會中的現實與變相，關注弱勢者在民主政治「依法行政、程序正義、工具理性」的包裝下如何被進一步消解了聲音和力量，從而響應「終結貧窮」，「消除飢餓」，「減少不平等」與「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註２），啟引人道關懷和互助共好的行動，如楊逵所期的「老幼相扶持，一路走下去，走向百花齊放的新樂園」！

註１.　引自：《藝想世界》導演鄭文堂談楊逵《送報伕》。udntvArt。https://youtu.be/eXW1jCNs76U

註２. 聯合國於2015年提出１７項指引全球改善生活福祉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可瀏覽聯合國專屬網頁：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或是參看未來城市＠天下網站整理的懶人包：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