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莊岳燊，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目前在影像產業中持續學習
去年九月上映的電影《瀑布》，為導演鍾孟宏的創作生涯再次記上了漂亮的一筆：不但在金馬斬獲包括最佳劇情長片等四項大獎，更創下了全台超過三千六百萬元的亮麗票房。而這部電影也在最近於 Netflix 上映，讓更多觀眾得以重溫兩個多小時的震撼觀影體驗。
《瀑布》的故事非常簡單：新冠肺炎肆虐期間，在外商公司擔任主管的羅品文（賈靜雯飾）有一個正值叛逆期，面臨指考的高中女兒小靜（王淨飾），母女關係不佳，時常爭吵，而品文與丈夫則早已離婚多年。一天，小靜因為班上同學確診而需要居家隔離，載女兒回家的母親也因此受到影響，只得陪著女兒一起關在家裡。沒想到，品文卻因為承受不住龐大的生活壓力而罹患思覺失調症，母親猝然的失能與依賴，使小靜必須承擔起維繫這個家的責任。在藥物的控制與女兒的支持下，品文的病況漸漸好轉，母女兩人的關係也不再如此劍拔弩張。就在一切看似重新步上正軌時，另一個危機又向這對母女襲來……
多元的瀑布面向
初看本片的觀眾，心中首先產生的疑問或許都是「瀑布在哪裡？」，雖然整部電影一座瀑布也沒有，但瀑布的意象與涵義（英文片名 The Falls 在華文也意指「倒下」）卻隨處可見。
在電影開場接近十分鐘時，我們發現瀑布是水泥叢林中隨著微風擺動，像極流水的藍色帆布，然而，這片巨大瀑布無疑帶著不祥的氣息。「我已經快要受不了」生活在瀑布後方的品文這麼說，陰暗、令人感到窒息的藍色調隱隱指示著有甚麼不好的事情即將發生。
果不其然，小靜突然的走出房間，乃至大雨中的離家出走，讓觀眾看得摸不著頭緒，到頭來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品文的幻覺。不過，品文的崩潰、倒下並非無跡可尋，小靜在客廳說著「我好像生病了」時，品文背後的風鈴無聲地搖了起來，等到品文在幻想中的大雨中尋找小靜時，開始響出聲來。這暗夜的鈴聲不禁讓人想起是枝裕和的作品《幻之光》（幻の光，1995），片中女主角由美子為丈夫的鑰匙裝上了鈴鐺，丈夫卻在不久自殺過世，鈴鐺的聲音因此變成了由美子害怕失去所愛之人的象徵。《瀑布》的風鈴聲含意雖有所不同，但都在片中發揮著一種提醒的作用──當鈴聲響起時，在暴雨中的品文，就像在瀑布大水下一般，無助的失去一切，而當片尾鈴聲再度搖響時，因為瀑布般洶湧的洪水而倒下的人，換成了小靜。
稍有不慎便墜入深谷
品文就像是《倦怠社會》所描寫的一樣：在高度文明的都市生活中，人們不斷的壓榨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德語原文為Können）辦到任何事：她可以正常的回到公司上班，她可以挽回早已不再愛自己的前夫，她可以擁有這個美輪美奐的屋子……而公司減薪、前夫的冷漠、付不出的房貸則將她推下那個沒有護欄大樓的邊緣。品文只有在疾病發作時，才能擁有那個甚麼都辦得到的自己，而這也讓品文痊癒、重新接受自身的過程格外痛苦而殘忍。
（《倦怠社會》是韓裔瑞士–德國籍哲學家韓炳哲於2010年出版的作品，書中指出現代社會已成為所謂的「功績社會」，人們無止盡的勞動追求肯定，卻也因此引發了憂鬱症等心理疾病的反嗜。）
所謂的殘忍，並不只是適應自己的改變而已，品文和小靜面對的，還有社會對這對母女的惡狠狠的眼光：埋怨的鄰居、瞧不起她們的管理員，甚至是那個看似見義勇為，實而想從中自己賺一手的房仲，評論家陳平浩在其《瀑布》影評中質疑為何品文最後被象徵資本主義的家樂福「接住」，殊不知台灣家樂福素以長期剝削勞工惡名昭彰……或許是現實的殘酷太過真實，電影末了以一個充滿希望的開放式結局作結，但對我來說，那場在公車站牌道別的戲卻有如災難前的永別一般，早已讓人心碎而不能自已。
精心安排的突兀
《瀑布》無論在故事、燈光、音樂上，都是台灣電影的上乘佳作，然而這部偏向寫實主義的作品，卻因為鍾孟宏和張耀升那過於彆扭的台詞而不斷把觀眾拉出電影世界：就如小靜搬家前和爸爸見面的那一段宣言，有如作文的工整排比，被小靜如背書一般毫無差錯的說出來，反而徒增了一股怪異感。
這種精心設計所造成的突兀感，無疑是觀眾貼近品文母女兩人生活的無形阻礙。片中那些看起來乾淨到不尋常的自助餐店、衣著合身、面目乾淨有神的大樓管理員，或是歌聲過分好聽，刻意置入痕跡明顯的患者如萱（魏如萱飾），都隱隱的讓人覺得這個世界不是那麼真實可信。又如品文痊癒過程中伸出援助之手的角色們，每個都顯得如此無私、充滿包容，反而讓觀眾察覺到現實生活中患者的康復之路，其實充滿艱辛。
鍾孟宏或許太想快點讓品文好起來了，不過我們周遭的品文（無論患有思覺失調與否）可能永遠都不會真正的好起來。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好起來與否，而是那個不斷挫折卻仍舊願意嘗試，終究緩慢改變的路程，《瀑布》把它拍出來了。
參考資料：
韓炳哲，《倦怠社會》，（台北：大塊文化，2015）。
陳平浩，〈（不）工整的建築，不對稱的臉──鍾孟宏的《瀑布》（上）〉，2021。
讀取中,請稍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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