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觀音》：從「類戲劇」中綻放的鮮豔花朵

文／Pony

第 54 屆金馬獎入圍 7 項大獎，由楊雅喆執導的第 3 部作品《血觀音》，最終在賽果上，不僅拿下最佳女主角（惠英紅）和最佳女配角（文淇），更一舉奪下當晚最佳劇情片的殊榮。這部結合眾多卡司，充斥女人心計，且對應現實的《血觀音》。究竟是如此的魅力，由外到內，飄散屬於電影的芬香？

《血觀音》無疑體現出楊雅喆對社會環境的敏銳神經，從開頭以〈眼球中央電視台〉主播視網膜的選角，再到故事情節投射至國內政治鬥爭，更結合劉邦友血案。趣味的是，與今年《大佛普拉斯》的大佛鳴冤有異曲同工，《血觀音》拿取觀音的斷手擋災，巧妙從台灣民間的虔誠信仰，來透視社會內部的險惡。雖然《血觀音》明顯是個「非現代」故事，但楊雅喆卻用小細節的疊加，透過時代的雜揉與拼湊，打著電影的太極，完成一部看似過去，卻映照著現實的台灣社會寓言。

但比起寓言，事實上楊雅喆所玩轉的不僅是故事情節，而是超越故事本身，利用對類戲劇的揶揄反諷，適時加入說書人彈琴講古，從單純戲劇的外表到角色人心勾鬥的內裏，把電影組合成一部「極為荒唐」，卻又荒唐得趣味合理的民間故事。

說巧不巧，從民國 86 年起，一種新的戲劇型態「類戲劇」，便在台灣紮根落地，隨後蓬勃發展。所謂「類戲劇」，或稱主觀電視廣播劇，是一種介於電視新聞及戲劇之間的影像，大多數以社會寫實為主，以刑事偵查案件為軸，故事必然充斥著情感糾葛的疑雲、人生命運無常的離合。

不過，它與一般戲劇表現手法不盡相同，類戲劇會以較為誇飾的手法，添加荒唐的情節，甚至加強放大戲劇元素，讓故事盡可能做到案件本身該呈現的功效，藉此讓社會寫實更為虛構離奇。當年，從台視頻道《台灣變色龍》作為出發，隨後如《戲說台灣》 、《藍色蜘蛛網》、《玫瑰瞳鈴眼》等節目皆雨後春筍出現在螢光幕前。

至此，在觀看《血觀音》的途中，從兩人奏樂講古如同《戲說台灣》的民間劇場，女人勾心鬥角更似《玫瑰瞳鈴眼》的曲折離奇，甚至添加許多類戲劇的元素：說書人從不與故事主角碰面、死者死法光怪陸離等。電影雖存在著一種尷尬、誇飾、斷裂的戲劇手法，充斥著灑狗血又直白的台詞，但一切絕非貶意。

相反，《血觀音》的誇張無非形塑成影片的特色，它不僅承接這種類戲劇的元素，甚至超越電影只該存在於傳統戲劇的刻板。在隨著觀眾對類戲劇這樣「超越寫實」戲劇的冷嘲熱諷下，換湯不換藥的了無新意，也漸漸消磨過往類戲劇的光輝。以此看來，《血觀音》的勇氣不僅限於電影內部，某一層面上，它更藉此重新喚起類戲劇曾經的輝煌，甚至藉以電影的精緻與出采，重新讓觀眾對類戲劇的印象改觀。

從這樣的勇氣下，楊雅喆更進一步將《血觀音》打造成一部極為精緻的類戲劇電影。不論是刻意聚焦人物的燈光，來形塑整體空間的氛圍，或在攝影上以鏡像反射或窺視，達成一種心理的投射與不平衡，最終延伸為人性的猜忌；甚至在美術年代上的拼貼，雖劇情中已明示民國 85 年的時間點，但當有近代、當時，或更為過去的時代裝置融合，這樣「荒誕」的組合性，也成為一種對「類戲劇荒誕」的巧妙對應。

然而，這或許才是《血觀音》最令人不寒而慄之處，當觀眾被這種外表的華麗所迷誘下，《血觀音》無非達成一種「面子」的光鮮，如同劇中夫人們的虛情假意。進一步當「為你好」的愛，轉變為一種掌控與箝制，從親緣關係中抓取對權力的運用，最終揭露笑容底下的陰謀，為求社會地位的爬升，不惜賠了完整的家庭。即使在這樣戲劇手法的呈現，楊雅喆充滿虛構的交織，又不失現實對應下，更是體現他洞察台灣社會最即時且真實現況的能力。

從類戲劇手法上的借鏡與嘲弄，到人物角色牽連的關係糾纏，直至人心最深處的自私、無愛與絕望。誇飾、荒誕、唐突，儘管作為觀影的感受，但楊雅喆卻把所有形容詞賦予成《血觀音》的優點，更無疑在類戲劇中，綻放一朵名為《血觀音》的鮮豔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