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令杰
不知是否出自巧合,在樓一安導演的最新劇情長片《該死的阿修羅》將在 2022 年春天正式上映之前,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致憤青・文協百年紀念影展」選映了他在2009年推出的首部劇情長片《一席之地》。電影藉由懷才不遇的搖滾青年,與依靠紙紮技藝維生的師傅,兩條乍看毫不相干的故事線,因為一位房仲而有所交會,片中並出現當時掀起社會熱議的三鶯部落拆遷事件,既反映了時代,也是對社會發出的不平之鳴。
拿此作來對照《該死的阿修羅》,兩部作品同樣採多線敘事,《該》片描繪圍繞在隨機殺人案周圍各個人事物的遭遇,構築出乍看毫無關連卻彼此影響的關係,兩部片皆是樓一安導演與共同編劇陳芯宜的合作,題材雖不相同,卻能相互呼應,所有事情乍看之下只是社會角落的一起事件,彼此之間卻相互牽連,宛如蝴蝶效應般彼此影響,同時關於你也關於我。
自認為樓一安導演是2008年《海角七號》上映迎接「國片再復興」之後,拍攝劇情片題材最關注社會議題,創作性格也最為「叛逆」的導演,早從他關注土地正義的短片《水岸麗景》及首部長片《一席之地》開始,再到以青年返鄉為題,描繪身處身處社會階級邊陲,卻難以翻身的《廢物》,甚至是執導的電視劇《台北歌手》等作,處處可看到他毫不掩飾地呈現出角色們的真實面,甚而挖得更深,讓觀眾從作品中讀出他們的人生,縱使是在他作品中相對類型化的懸疑作《失控謊言》裡,我們也能從兇手、幫兇和追查者的遭遇中,窺見他們背後在生活環境下,作出種種舉動的動機所在。
樓一安導演對社會環境的深刻觀察,錯綜複雜的故事線描寫,以及人物背景的細心營造,這些作者印記在他的首部長片《一席之地》裡就已存在,這也是造就他的創作裡,人物總是富含情感,長滿血肉的的原因之一吧,也正是因為這些對待劇本的細膩經營,才更顯其人物的真實。
回到本次影展放映的《一席之地》,片中兩條故事線角色的職業都不是一般人會碰到的,但他們的性格卻都像是出自於你我周遭可能會碰到的人們。高捷飾演的紙紮師傅,以精巧的手藝出名,但他卻沒有因此多賺太多錢;陸弈靜飾演他的妻子,平常在公墓幫沒法祭祖的人整理親屬的墓地,看得見好兄弟的她,更多時候透過與祂們的對話,完成祂們生前未竟的心願;他們的兒子由唐振剛飾演,沒有正職工作,平時靠著打零工,穿玩偶服發傳單維生,然而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為父親罹癌、富商相中住家的地作為陰宅而發生轉變。
另一條由莫子儀飾演的搖滾樂團主唱的故事線,則是許多期待實現理想,在艱難的環境下求生存的青年寫照,他與路嘉欣飾演的創作歌手女友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她的遭遇顯然好上許多,不但已被唱片公司發掘,轉眼間還要錄製她的首張專輯;兩人的遭遇截然不同,一個雖有才華卻無知名度,性格執拗不願與市場妥協,另一個被簽進主流唱片公司,歌唱事業逐漸步上軌道,兩人窩居的套房不再是孕育夢想的地方,更因遭遇不同而讓關係降至冰點的同時,套房還將遭到法拍。
一個是熟齡夫妻在家庭遭逢巨變之際,仍希望縱使無法掌握命運,但至少能處理自己的身後事,另一個則在夢想與生存之間,不得不被迫選擇後者,否則生活將永無翻身之地,無奈到最後,連自己能安身立命的所在都快要失去;兩條故事線因為紙紮師傅打零工的兒子而有所交集,他的生活依附於父母之下,平時打零工之外就是玩網路遊戲,對於父母的吩咐只有「喔。」一聲,你不知道他內心想的是什麼,看不到他有夢想或目標,但這或許也是多數市井小民們的寫照:可以養家餬口,能夠安居樂業,能完成這麼簡單的要求就夠。
但怎知就是這樣單純的想法,串接起了兩條故事線,儘管人生本來就很困難,所以本來就只能顧及自己,卻也因為出自於單純出發點的舉動,讓所有人的生活有了轉變。
《一席之地》的故事安排,有黑色幽默的荒謬,出自於角色們充滿諷刺的遭遇,呼應電影片名,片中每個角色的慾望都圍繞在能有安身立命之處,但世界卻沒能讓大家如願;紙紮師傅做紙紮屋、幫人掃墓的婦人幫忙整理陰宅、在網路遊戲世界裡擁有豪宅和高級坐騎的青年、搖滾歌手的房子被法拍、創作歌手有了事業卻被迫安排住在其他地方,他們的人生從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整部電影他們至始至終懷抱的缺憾。
電影除了角色們的遭遇,也額外提到了幾條故事線:陸弈靜飾演的婦人到處向家屬收取打掃墓地的費用,其中來到一處部落,這裡的居民對外人的到來並不歡迎,房舍外掛著的反迫遷布條,提示著觀眾,她來到的是三鶯部落,那是來自花蓮的阿美族原住民,幾經遷徙後來到位於都市邊陲地帶的大漢溪畔定居生活,卻因為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因都市規劃和防洪整治為由,要將原住民所在的部落拆遷搬移,部分居民雖然接受條件搬入為原住民建立的國宅,但許多人不願失去自由、也不想被規定束縛、更重要的是維護部落中緊密的人際網絡,於是他們展開長達近二十年的抗爭行動。
電影並未對此事件提及太多細節,僅作為故事背景,但短短幾場戲更凸顯了電影想要討論的題目,當地居民閒聊著說道:「房子越蓋越多,我們卻被趕得越來越遠。」因為生活困難,無力生活於市中心的人們來到邊陲求生存,只為接近都市帶來的更多機會,但邊陲開始發展時,身處邊陲之人只能再被趕到更遠的地方生活,他們其實要的並不多,只求能夠生活,但許多人抱持著為對方好的思考,擅自決定對方的出處,如此自我本位的思考,不光是電影裡角色的寫照,也是現實社會中許多人的遭遇。
另外一條故事線,是唐振剛飾演的打工族,為了替罹癌的父親籌措醫藥費,而當起房仲,他與建築公司的小開合作,買下便宜的法拍屋,裝潢之後以更高的價錢轉賣出去,小開四處以這些法拍屋為家,同時他也替父親張羅死後墓地的所在地,能夠想住哪裡就住哪,對照主要角色們找不到棲身之所的遭遇,在在諷刺著房屋買賣早已不是生活必須,而淪為有錢人們的商業遊戲。
時隔多年後再重溫這部片,不禁感慨,縱使時代變遷,各種不公義之事至今仍接續發生,無論是無力負擔的房價、被迫搬離的住家、顯而易見的貧富差距等,然而反抗不平等事物的精神卻始終未變,這大概是這部電影被本次影展選出來放映的原因之一;相信這樣的對抗仍會持續,而我們必須要更能理解到這些,並試著將反叛與懷疑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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