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時刻》：成就精緻質地之後，該如何文質相符？

文／波波

大衛連於 1984 年完成封卷作《印度之旅》，一個以文學為底、用史詩手法呈現的年代也將隨之褪去。延續古典文學電影命脈的期待緩緩降在由製片人伊士麥默詮、導演詹姆斯艾佛利、編劇露絲鮑爾金賈華拉組成的創作金三角，原因是70年代末期默詮艾佛利製作結束一系列以印度為題材的電影，開始將觸角伸及文學改編領域，除取材露絲鮑爾金賈華拉的《熱與塵》、珍瑞絲的《四重奏》，最受矚目的就是以亨利詹姆斯同名著作改編的《歐洲人》與《波士頓人》，雖然評價中等，卻為日後奠基在文學電影領域大鳴大放的內力。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這廂大衛連選擇 E.M .佛斯特的《印度之旅》作為告別，那廂默詮艾佛利如火如荼地重現E.M.佛斯特筆下以愛德華時期作為背景的《窗外有藍天》，發行相隔兩年，這兩年古典文學電影算是依著同一位文學家的文字無縫地接軌，這也揭開《窗外有藍天》、《墨利斯的情人》、《此情可問天》80、90年代E.M.佛斯特三部曲的高峰。

只是 1993 年《長日將盡》過後，默詮艾佛利製作品質大不如前，整個影壇遍尋不著文學電影的接班人，期間伊恩索夫特利改編亨利詹姆斯的《慾望之翼》、莎莉波特執導吳爾夫的《美麗佳人歐蘭朵》都曾引起短暫的期待，但這些導演都沒有一連挑戰《傲慢與偏見》、《贖罪》、《安娜卡列尼娜》三部文學改編的喬萊特來的矚目。

論喬萊特的風格是以現代化眼光去閱讀文字，與大衛連、詹姆斯艾佛利以降工整優雅的傳統敘事大相逕庭。他慣於抓緊一種高概念的命題，並將其貫徹整本小說的詮釋，因此有了「以劇場方式重現俄國經典小說」、「以打字機為電影的節奏定調」的《安娜卡列尼娜》與《贖罪》，炫目的手法讓普羅大眾避之唯恐不及的文學典籍打造出文字外的趣味。

在近作《最黑暗的時刻》刻劃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二戰期間臨危受命接下英法聯軍節節敗退的爛攤子，電影聚焦在邱吉爾的每個轉念上，處處牽動著深陷加萊與敦克爾克前線英軍的生死存亡、同黨政敵伺機而動的不信任案、皇室對其政治判斷的存疑、保護與矇騙英國子民的道德兩難，喬萊特透過邱吉爾夫人與貼身秘書召喚邱吉爾的人性、經由一場場演說鋪陳歷史將行過的道路。

他塑造的邱吉爾不循《林肯》的歷史正典路線，那是將歷史、政治編寫的像是雜物間，哪怕是一句話、一個物件都牽涉巨量史實的旁徵博引，觀眾必需將思緒長時間浸潤在那些歷史現場，方能摸透政治精算的脈絡。而《最黑暗的時刻》沒這般壯闊的野心，喬萊特書寫的是抒情文而非論文，氣氛強過細節、技法壓過如實，就像斗大翻頁的日期壓縮所剩無幾的時間，視聽強悍的懸念經營，完全是辨認出喬萊特的作者印記所在。

圖觀眾情感認同與理解之便，編導將張伯倫、哈利法克斯伯爵策劃拉下邱吉爾的算計予以簡化，簡化到整個國會的議員不論執政在野皆不具任何聲量、簡化到只要邱吉爾白紙黑字主張拒絕和平談判即可進行不信任投票的政治邏輯。經過裁減的歷史，犧牲反對派陣營更深刻的探索，畢竟談判求和是國家存亡之際的選項之一，並非全然等同於賣國，但在現有的劇情架構裡，張伯倫、哈利法克斯有被醜化之虞，這也是《最黑暗的時刻》在政爭過程塑造不出有旗鼓相當的對手的主因。

正因淪為邱吉爾的獨角戲，編導採以連珠砲般慷慨演說來推動故事、鼓動情緒，佐以聲音、剪輯、攝影的多樣變化與蓋瑞歐德曼假可亂真的演技，遮掩演說份量過多可能導致的疲態。舉兩場重要演說編導如何鋪陳為例。

在邱吉爾第一次以首相身分出席國會發表就任演說，編導先刻畫邱吉爾與秘書如何斟酌務必要擲地有聲地讓支持者激昂、反對者嚍聲的字句，另方面切換到反對陣營以張伯倫意向馬首是瞻，察言觀色的方法就是透過手絹。建立起這兩樣前提後，邱吉爾步入國會在天窗收集的光束下緩緩起身，推敲過的字句列隊般自口中散佈到屏息的殿堂裡，而畫面、剪輯隨著演說的開始進行氣氛、節奏的經營，秘書持著副本盯緊每個字、張伯倫細微表情的牽動與手絹放回大衣內側口袋的動作、打字機敲打出的單字自此有節律地切換，熟悉喬萊特舊作的觀眾不難聯想到《贖罪》小妹急奔回家試圖挽救過錯時背景響起急促的打字機聲音，兩者手法如出一轍。

另一場聲音處理饒富趣味的戲是邱吉爾透過廣播直播穩定國內民心。在直播即將倒數之際，邱吉爾仍提筆刪改講稿裡的文字，當鐘面指針走向整點剎那，播音室裡一片通紅，沉默半晌邱吉爾才開始他著名的演說。幕僚緩緩回身離開播音室，扣上大門轉向技術人員確認播送無誤。就在這短短的轉身，觀眾聽到的聲音是從直接收音、隔著門板、再到透過廣播有層次地推進，也因為聲音質感的變化、距離的差異，小小段落就有設計過的精緻質地。

喬萊特電影的設計感很重、甚至活潑地令人心醉，但如何做到文質相符，不過度喧賓奪主則是在《贖罪》之後還未解決的問題。否則就會出現邱吉爾夫人訓誡完即將接任大位的邱吉爾不該那麼性格暴躁後，往床上這麼橫豎一躺卻躺成「珍奧斯汀式」的不搭模樣。